(明報)9月12日星期五05:10
【明報專訊】由於工資保障運動並未得到僱主廣泛回應，加上新一屆立法會 的組合和黨派傾向，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已經事在必行。鑑於兹事體大，我們認為應該先在清潔和保安兩個工種先行實施，再按實際情况，逐步推展至其他工種和行業，以免一下子全面實施，可能出現混亂和好心做壞事的情况。
「在職貧窮」問題要解決
但須避免更多人掉進綜援 網
兩年前，政府以時間換取空間，在清潔和保安兩個工種推行工資保障計劃，為期兩年，暫時頂住政黨和工會要求立法制訂最低工資的壓力。但是截至今年7月31日，有1114間私人機構參與計劃，涉及保安和清潔工人約8萬人，只佔全港約19萬有關行業從業員的40%，雖然仍待當局下月作最後檢討，確定計劃成效，但是以計劃的參與率而言，成效不彰大概會是工資保障計劃的結論，因而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已是無可避免。
最低工資課題在港英管治時期，一直被壓下，香港回歸之後才開始成為工會、進而政黨加入爭取落實的課題。因此本港就應否制訂最低工資的正反論據，經過多年來重複爭論，社會上可說耳熟能詳。
支持者認為市場失效，無法為缺乏議價能力的最低層勞工提供起碼的收入水平，他們淪為無良僱主剝削的對象而不敢吭一聲；而在本港人口政策下，內地新移民 不斷湧入，他們往往但求受僱，自願壓低工資，致使本港低下階層的工資持續偏低。因此立法制訂最低工資，關乎彰顯社會公義。
反對設立最低工資者，多訴諸自由市場的原則，堅持尊重供求規律，不應由政府「人為」地訂立最低工資，更怕會「好心做壞事」——最低工資變相成為「最高」工資；又或因最低工資訂得過高，超出市場承受水平，迫得僱主減人手以穩住成本，或乾脆把生產外移，造成本地就業機會縮減之惡果。而且，一些傷殘老弱或智障者，或會因僱主不願付予法定最低工資而被淘汰。
上述正反論據，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過本港現實存在的「在職貧窮」問題，不能置之不理。這些年來，傳媒經常報道一些人寧願掙取微薄薪金，也不肯靠領取綜援生活。這些人的志氣，固然值得敬佩，但是他們自食其力的同時，有更多人因為工作薪金不足應付生活所需，不願意在職貧窮而進入領取綜援行列，增加了社會保障開支的壓力。因此，我們贊成制訂實際可行的最低工資，紓緩「在職貧窮」問題，同時避免更多人掉進綜援網。
另外，新一屆立法會，除了部分工商界議員仍然反對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民建聯 、民主黨 、公民黨 和社民連等各個政黨，基本上都表明支持立法，因此客觀形勢已經使得政府不能不做，現在只剩下「如何做和如何把影響減到最低」而已。
循序推行力求穩妥
勿重蹈「八萬五」好心做壞事覆轍
有意見認為一旦立法，應該覆蓋全部行業，一些商會和勞顧會部分資方代表都持這樣的立場。不過一開始就全面推行，是否恰當，要仔細參詳。因為不能排除一些無良僱主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來規避支付最低工資，例如巧立名目，拆解工種的定義，使得當局難以執法等。較恰當是先在保安和清潔先推行，縱使發現意料不到的問題，也只是限於這兩個工種，可以及時補救，同時相關經驗，可以作為擴大推行的參考。當年的「八萬五」也是一項好心政策，目的是希望人人有屋住，其後卻淪為眾矢之的，彷彿是萬惡之源；汲取好心做壞事的教訓，還是逐步推行較為穩妥。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最低工資應該訂在什麼水平？現在有工會開出訂在工資中位數的60%，等於每小時最低工資達到30元以上。這樣的要求是否實際，見仁見智。我們認為制訂最低工資，不應該抱有讓相關工種薪金即時倍增的想法，因為如果超乎僱主可以承受的加幅，公司負擔不來而結業，也屬徒然；另外薪金開支突然大增，會即時嚴重削弱本港的競爭力，這兩方面的後遺症，應該都不是制訂最低工資的原意。當然，最低工資水平不能低過綜援金額，否則等於鼓勵低薪工人放棄工作，改而領取綜援。
要使最低工資實際可行，政府須考量受惠工人數目、僱主所能接受的工資水平，最重要有一個具足夠透明度的監察機制和執法框架。此外，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之後，應該有措施確保傷殘和弱智人士的就業機會，有意見建議為他們進行能力評估，按其能力制訂應得工資水平。這個做法既避免了觸犯殘疾歧視條例，也可以使工作能力不亞於健全者的殘疾人士，不一定只能領取最低工資，因此能力評估之議，應該可予考慮。
本港一旦推行最低工資，無疑是施政上的重要改變，因為政府干預了自由市場運作，不過目前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已經立法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歐美等大多數先進國家），他們的經濟並未因此衰敗，因此香港雖然要在政治現實下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只要處理得宜，相信可以起到照顧工人、也不致出現嚴重衝擊經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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