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事件爆發以來,香港輿論尤其是網民都紛紛責罵大陸人沒有道德:奶農沒道德,二道販子沒道德,製奶粉及奶製品的工廠沒道德,各級幹部沒道德。溫家寶總理前兩天在紐約談到毒奶粉時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道德的血液」。他把毒奶粉事件的矛頭指向企業家的道德,而輕輕放過高層官員的責任,尤其是,有沒有因為舉辦京奧的政治考慮而封鎖8月1日就已確知的毒奶粉消息。
過去,毒食品頻頻發生,筆者也曾經認定這是大陸人道德沉淪的問題。然而,最近反覆思考,這真是道德問題嗎?又或者是,若這是道德問題,那麼整個社會的道德沉淪又是怎麼發生的?
道德問題最重要的門檻是「同理心」,也就是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回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生行之者乎?」的答案。當中國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先前說,對製奶粉企業進行專項檢查,80%都是合格的。他不會想到,如果他的孫子所吃的奶粉,正是那20%不合格企業所生產的佔市場80%的產品,他會不會這麼說。又或者,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孫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們會壓下公布毒奶粉的消息嗎?這就是同理心。也許我們還會問:奶農、二道販子、奶粉生產商,他們是不是也沒有同理心了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最基本的道德門檻,是不是大陸絕大多數人都跨不進去?
《史記》引管仲的一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道德也要在「衣食足」的社會條件下才能行之有效。大躍進後的饑荒時代,許多地方的農村都有「人吃人」現象,在饑饉之中還講甚麼道德?
三鹿奶粉的售價低廉至18元一包。它的銷售對象就是中國廣大的窮人消費群體。貴了就超出了這些群體的消費能力。奶農、二道販子、製造商,若不層層放點添加劑,會有這麼便宜的奶粉乎?即使有道德的奶農,賣出的是純牛奶,但被混進其他滲水的、滲尿素的牛奶中,再加上製造商的其他添加劑,生產出來的仍然是毒奶粉。而且,賣純牛奶夠成本嗎?奶農能生存嗎?不造假的二道販子有活路嗎?不行賄的製造工廠能立足嗎?不做假賬的企業,能在各種稅費多如牛毛的經營環境存活嗎?不按照潛規則辦事,樣樣都依足明規則的人、企業、政府、官員以至最高層的領導,有路可走嗎?
大陸改革三十年,奉行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政策,而實際執行起來則是「效率優先,不顧公平」。社會的財富分配,一直向資本(與權力「聯婚」的企業主)與政府(不斷加大稅收)傾斜。中國社會遂陷入既發展又窮困的怪圈。社會消費也出現富人消費高檔產品與窮人消費低檔產品的兩極分化。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自然有生產者生產低檔產品以至偽劣產品。在成本壓力下,生產者無法顧到道德。而低收入者也只能食用這些不合格的甚至有毒產品,他們可以有別的選擇嗎?
國企改制與圈地,使社會貧富分化益趨嚴重。上月底中國農業部長孫政才披露,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3.33比1,而在1984年改革開放初期,城鄉收入比例只處於1.71比1的低水平。被中國界定為農村人口的農民,則有將近8億人。
有廣大的低收入消費者,就有難以抑止的不道德的生產商,就有與這些生產商相勾結的各地官員以至中央官員。國家富了,因此有每年投入上百億元的航天工業,也有了載人航天活動,而這是科技與國力都遠超中國的德、日、英、法都不會發展的。中國為神七歡呼。而供奉這項國家榮譽的,則是數億食用低劣產品的窮人。他們無法分享國家榮譽,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是衣食不足無以知榮辱的社會底層的一群。毒奶粉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和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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