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螞蝗

八十年代初的湘潭醫學院由於受文革的影響，師資力量不足，於是從民間聘請了一批老師，他們有的出自中醫世家，有的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多年軍醫。這些老師與理論深厚的“學院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於我們這些心高氣盛的年輕人來說，自然對他們充滿了懷疑，因為在我們看來，僅僅憑經驗和資歷是不能在醫學這塊科學園地立足的。

大四開始，我們就經常在老師的帶領下，利用課余時間，深入學校周邊的田邊地頭，為附近的老鄉義務看病，同時也獲得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有一天，我們來到了學校距東南八公裡遠的一個小村莊，大家都走得渾身大汗，便敲響路邊的一個家門討水喝。開門的是一個老頭，他默不作聲的看我們喝完水，打量著我們身上背的紅十字藥箱，黯然地問：“你們是醫生吧？能不能幫我看看我的兒子還有沒有救？”
我們跟著他走進裡屋，只見床上躺著一位干瘦的病人，卻頭大如斗，與身體極不相稱。他膚色蠟黃浮腫，身上發著一種說不清的腥味，仔細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細的紅繩子系著，以至於喘氣發出困難的“呼呼”聲，看上去好象剛從上吊的粱上救下來似的。

老人歎了口氣，說：三年前，兒子獨自去到村後龍頭山打柴，回來時見天色轉陰，怕有大雨，便抄了山谷的近路。山谷有一處地方稱為“螞蝗”溝，螞蝗數不勝數，平時村裡人都不敢靠近。兒子回到家中，妻子赫然發現他血流滿背，脫了衣服一看，身上已經被螞蝗鑽了幾個孔，血流不止。村上的老中醫當即為他止了血，但是鑽進身體裡的螞蝗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取出來，為了防止它們隨著血液流動鑽進大腦，只好在脖子上綁著一根繩子，將它們隔離在身體下部。三年來，兒子被身體裡的螞蝗吸血茹精，由一個精壯的小伙子變成一個病夫，眼看就奄奄一息，連媳婦都離開了他們。

那天帶我們的老師姓潘，據說其父解放前是國民黨高官的醫生，他們一家解放後被斗得很慘，文革後才給平的反，在學校沒有什麼地位，連一個講師職稱都沒評上。

潘老師聽完老人的話，冷冷地說：“螞蝗嗜血，遇血則有尋源的本能，就是拽斷其身體也不會松口。螞蝗一旦入人體，須在第一時間用尿液或鹽水灌傷口，逼其倒退，錯過了這個時機就束手無策。山螞蝗比水螞蝗（水蛭）體小更靈活，生存能力更強，只要有血便能生存，而且它是雌雄同體，能夠自體繁殖。”
潘老師說完，大家臉色都隨之一變。因為我們都知道，血管內的寄生蟲是最難治的，一來不能用有毒素的藥，否則對病人副作用很大，甚至可能致命；二來沒有排洩通道，就算把它們弄死了，也沒有辦法取出來，這跟消化道的寄生蟲不一樣。

潘老師巴答巴答地抽著煙，不知在想什麼，最後，他擰滅了煙頭：“先去村衛生站吊三天生理鹽水，最大劑量。三天後我們再來。”
三天過後，我們一行回到老人的屋裡。只見病人不知是打吊針還是腎功能受損的緣故，浮腫得更加厲害，身上象是被充了氣，發出一種不健康的光澤。

潘老師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個木桶，打開蓋子，原來裡面裝的是農家殺豬時留下的豬血，還冒著熱氣。潘老師挽起病人的一只袖子，命令道：“把整個胳膊伸進去。”病人無力地伸出細細的胳膊，整只浸泡在豬血裡。潘老師就搬出凳子坐在一邊，掏出香煙點上火，半瞇著眼睛抽著，一屋子都是刺鼻的煙草味道。

一會兒，病人開始呻吟：“痛，手上好痛，象是有刀子在割。”
“堅持住，不要動。”潘老師不動聲色地說。

病人腦袋上掉下大滴大滴的汗水。

約莫三十分鍾後，潘老師抬起頭，睜開眼睛吩咐我們：“准備好膠布、止血藥、消毒藥和雲南白藥。”
說著，他站起來，伸手解開病人脖子上的繩子，拿它緊緊綁在病人伸出的胳膊上，然後對他說：“把手抬起來吧！”我們都知道，他這是外科中標准的止血動作，用於動脈破裂。

病人舉起手臂，燈光下我們看到，這手臂上不知被什麼東西鑽出了一個個密密麻麻的孔洞，象一個蜂窩煤一樣。我們七手八腳地圍上去，熟練地把傷口處理好，最後用繃帶包扎起來。

潘老師把木桶提起來，走到門外，一把將豬血倒了出去，只見血紅刺目的地上，一條條細長的螞蝗在彎曲掙扎著，口中吐著紅色的泡沫。我們湊上去數了一下，竟然多達一百一十三條。

後來，潘老師向我們解釋：“其實道理很簡單。先用生理鹽水把血液稀釋、沖淡，使螞蝗對病人的血產生厭惡感。然後，在外面用新鮮豬血誘之，兩相比較，螞蝗定然更喜外面的豬血，因而蜂擁而出。”
這個病例成了我大學其間印象最深的一段實習經歷，甚至於超過了第一次見屍體和第一次見女性隱密部位的震撼感。

一直到我畢業那年，潘老師也沒評上正式職稱。不過聽說後來中醫重新走紅，他自己在外面開了一家診所，生意非常好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