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2008年因北京奧運成為中國外交的挑戰年，亦因四川地震成為危機管理的測試年。假如同類挑戰出現在香港，又會怎樣？
媒體較自由恐怖畫面易傳送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官方和學者都已研究的案例。月前一位外籍學者在座談會分享了香港協辦奧運馬術比賽的風險問題，結論和本欄年前的《為什麼不能是香港》相若，即在國際倫理上，針對西方利益的、針對中國政府的、單一議題啟動的極端組織，都有足夠動機以香港作為恐怖襲擊的傳訊對象。假如有組織希望破壞北京奧運，根本無需向保安森嚴的北京下手，只要在任何一個協辦城市搞局，已足以造成同級影響。何香港媒體比內地自由(儘管也通過了虛報恐怖襲擊要坐牢的法例)、恐怖畫面更易向世界傳送、民眾比內地習慣安逸，這些都是激進組織不會忽略我們的動機。
治安vs.國防誰該處理恐襲？
上述不是新觀點，應已有技術人員作出相應監督。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止是執行、而是政治性的善後﹕一旦香港真的發生恐襲，這算是治安問題，還是國防問題？根據《基本法》，香港的高度自治，須由中央負責國防、外交。根據好些學術演繹，只要襲擊有挑戰國防的動機，就算流產，也應交由中央處理。但根據特區政府的常規演繹，凡是香港境內的事故，只要不是外來軍隊入侵，都應以規模決定是否需要駐港解放軍協助。假如馬場出現炸彈，無論它來自本土瘋子還是拉登，只要警察能應付，在知會中央以外，就是特區政府的份內事。這兩個演繹，是矛盾的，但單使用其一，卻都不能涵蓋所有情。
定義問題看似是純學術討論，其實有深刻的政治含義。據同一位學者推斷，只要香港發生大規模恐襲，即有可能要實施戒嚴、宵禁。當中央認同這是國防問題，就需要直接應付危機，例如調配中央官員到港指揮局勢。他認為這會影響一國兩制，就像美國聯邦政府在「九一一」後擴權那樣。
「九一一」後美內政外交分野模糊
筆者不相信上述連鎖效應會輕易出現，但學者的憂慮，亦非空穴來風。畢竟模糊內政與外交的分野，正是美國「九一一」後創造「國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家園戰線」(Home Front)等新常用名詞的背景。我們不妨設問﹕一旦出現恐襲，要是中央的國防外交專家根據情報，提議封鎖海底隧道，以免那裏出現炸彈襲擊、造成港島水浸，特區治安部門卻不認為有危機，民政部門擔心這樣反會引起社會進一步恐慌，屆時誰作最後決定？更敏感的是，一旦襲擊疑犯是穆斯林，中央政府擔心北京成為下一波目標，要求以國防原因下令封鎖重慶大廈，對住戶施以布殊式盤問，但輿論批評這與《基本法》、乃至特區立法會於2002年通過的《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都不符，認為這完全是特區內政，高呼捍衛人權，最後誰能一錘定音？外國投資者會否根據這些案例，判斷一國兩制受損，令股市進一步波動？特區這些年來逃避的23條爭議，會否被一個拉登的炸彈引爆？
誰都不希望上述情形出現，但任何政府都需要危機管理的沙盤推演。重要的是港人應知道一旦出現恐襲，社會應有、和不應有哪些非常應變，才可減少恐慌與誤會，這也是美國反恐較有效的成果。人無遠患、必有近憂，我們關注內地天災應變時，也應有備無患。
(小題為編輯所加)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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