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文學館
(星島)2009年8月30日星期日05:30(綜合報道)
(星島日報 報道)公民起動成員聯同其他團體協辦西九文化區發展研究會，出席朋友認為西九應該設有文學館，即時有多位與會者回應，坐言起行，由董啟章召集，成立「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展開連串倡導建設文學館的活動，包括聯署、在書展 舉辦座談會、約見西九管理局成員及行政會議 成員等。文化人再次起動，積聚數年來建構西九的經驗，聚焦於文學。
從三揀一方案到西九管理局正式成立，整個西九藍圖制定的過程都沒有文學一環。在商場、酒店、海景豪宅等官方指定項目之外，官員眼中只有博物館、劇院、音樂廳等可產生門票收益的場地，兼吸引遊客。文學館沒即時經濟效益，不獲青睞。又一次顯示官員策劃西九發展時，欠缺文化政策視野。
整存香港獨特故事
文學是人類表達思想最精巧細密的媒介。視覺藝術的色彩綫條從法自然至將美感意象凝於一刻，音樂舞蹈用肢體語言節奏詮釋感情，兩者各有千秋，但均不能如文字般鋪陳人情世故，通過人的故事感觸走到靈魂深處，探索人性基本的善與惡，追尋生死大問。文字工作者是歷史的見證，將社會發展過程和當代人的生活精練為詩歌、小說、戲劇，筆下描繪的情節往往是人生碰到的矛盾衝擊的典型，比日常生活更加接近現實，引發讀者共鳴，擴闊對世情的觀照。語言文字是人類文明的一大突破，文學更是人類文明的昇華。如果西九一如官員聲稱是文化藝術區，甚至只是文娛藝術區，文學就不應被排斥於外。
我們需要設立文學館整存香港獨特的故事。我們是接觸外國文化的先行者，幸或不幸，經歷了一個半世紀西方管治，成就了香港特有的社會秩序，一如洪清田先生多年潛心研究的香港學，我們有實效勤快的買辦文化，心中同時明辨是非，每逢關鍵時刻，香港人不怕表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文學記錄了各階層市民的人心變化，從中式集體高於個人的倫理模式，轉化為珍惜個人自由的社會秩序，文學在歷史檔案之外補上人性的一筆，讓後來者可以尋找社會變化的脈絡，解構香港的文化身分。
香港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亦應有其位置。許地山曾在香港大學 任教；蕭紅卒於香港；徐訏晚年隱於浸會大學 中文系；白先勇幼年入讀喇沙小學，居於尖沙嘴 ，至今仍大力支持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張愛玲由上海 來港讀大學，母親路經香港入住淺水灣 酒店，在色戒、傾城之戀，和小團圓裏都有當時生活的點滴。幾位作家如何描繪這個華洋雜處的殖民地，孫中山 形容為秩序井然的社會對幾位作家在中西文化轉折之間有何影響，他們在香港的足迹如何在作品中展現，足以成為香港文學館的珍藏，吸引各地華文讀者，也讓本土讀者從中探索香港與中國近代文學的關係。
推動文化思潮功能
然而文學館不應局限在回顧過去，它同時活在當下。除了輯錄作者資料、保存文學史料的工作，文學館具推動文化思潮的功能。專題書展、讀書會、名家講座、寫作班、小型戲劇演出、詩歌誦讀都是文學館必該有的活動。館內書店推介世界古典與現代的文學作品，雅俗兼賞，設咖啡座茶室給文藝老中青天南地北，互相衝擊，迸發新思潮。
一九八一年，巴金於香港《文匯報》倡議設立現代文學館。可以想像經過重重審核檢查的困難，而文學館終於獲得中國作家協會通過，中央批准實施。一九八五年，文學館開幕。主要職能為收集整存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資料檔案，承傳歷史文化、社會及人文心理。北京 與上海分別設有老舍和魯迅紀念館，介紹兩位作家生平，展覽手稿文物等。台灣 文化人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呼籲有系統整存台灣的文學資產。在一九九一年，成立現代文學資料館，演化為現今「國立台灣文學館」，並有法例監管財務安排和人手編制。台灣亦為林語堂、胡適、錢穆設紀念館，承傳幾位大師的文學資產。相對於兩岸，香港實在落後於人，並無好好珍惜我們的文化資產。
特區政府 慣以功效先行，催谷學生讀好兩文三語，擅於溝通，只重運用文字的能力，提高工作人口質素，吸引外資內資，對文學探索人性一面卻避之唯恐不及，顯示當局貶視人民如蟻，只要物質生活富足，毋須尋求靈性生活。這是另一種愚民政策，印證「民可使知之，不可由之」的君皇政治權術。但中央政府慣性注重控制思想，文學館尚可跳過重重障礙，成為重點文化工程，特區官員又何須忌諱？何秀蘭
公民起動立法會 議員
(周日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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